张隆溪教授编写文学史、讨论“世界文学”，都需要在海量作品中择优而论（先判定哪些作品是佳作），因此，他笔下出现“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”，其核心特质是“蕴含的意义超越文本字面表现”，具体体现为“与其时代的社会、历史、宗教或哲学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相关，并且总是能揭示人生或世界的某些道理”(张隆溪《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: 扩展世界文学的经典》，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版，页54)。
我们发现，上引“与其时代的社会、历史、宗教或哲学……”这句话，没有列出“政治”。张教授谈文评，似乎刻意回避“政治”？
我们有这样的观察结果，不是缘于我们偏爱捕风捉影。张教授的确一再抨击“(阐释的)政治化”。
张教授说：“……过度的强制阐释，尤其是政治化的讽寓解释，却对文学、对作家和诗人、对整个文化传统都有极大的危害。”(语见张隆溪《略论“讽寓”和“比兴”》一文，载《文艺理论研究》2021年第1期，页9。又见于张隆溪《什么是世界文学》，三联2021年版，页221)。
“尤其”二字反映张教授对“政治化”特别在意（抨击的焦点缩小至政治类的讽寓解释），同时，张教授判定：它的危害，“极大”！
“讽寓解释”“过度阐释”和“政治化解释”在张隆溪教授的文章中有时候是互相指涉的。
张教授又说：“……我在《讽寓解释》一书里，特别讨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带有极大危害的政治性的过度解释。”
所谓“《讽寓解释》一书”，指张教授的英文著作Allegoresis: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(Cornell University Press, 2005)。书中引了王维《终南山》和苏轼的遭遇为例(p.159-160)。
在2021年出版的《什么是世界文学》一书中，张教授抨击“极大危害的政治性过度解释”(《什么是世界文学》三联2021年版页219。)
张教授又说：“讽寓解释的政治化，往往对作家和诗人造成极大的伤害。”(《文艺理论研究》2021年第1期，页8。《什么是世界文学》三联2021年版页219)。
他举的例子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。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(Routledge, 2023)，张教授这样为乌台诗案定案：The absurdity and virulence of 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in this horrible case of literary persecution… (2023:218).
张教授为什么对“政治化阐释”“解释的政治性”耿耿于怀？乌台诗案中，苏东坡没有承认自己“以诗托讽”？苏东坡有没有讽刺过王安石的新政？
此外，王维当过官，但王维的诗绝对不可能表达政治感慨? 为什么诗题《终南山》容易令人产生政治联想？在阐释上，终南山是不是容易落入“朝堂 ↔ 山林”二元格局之中？
张教授以“政治性的过度解释”为戒，此事并非偶然，而是其个人经历和学术取向共同作用的结果：
一方面，张教授成长于特殊时代，对当时流行的文学的政治化阐释，抱有强烈的反感，另一方面，张隆溪教授更看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，认为杜甫之所以能成为“最伟大的诗人”，核心在于杜诗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诗艺，而非其诗作中（忧国忧民）的内涵。
2024年7月25日，张隆溪教授接受李浩荣采访，张教授说：“我成长于毛泽东时期的大陆，对于以政治、伦理道德来阐释中国文学，我是非常反感的。从前赞美杜甫，说他专写民间疾苦，所以很伟大。但是，中国写民间疾苦的诗人，又何只杜甫呢？那么多人写，为什么杜甫能够鹤立鸡群呢？因为杜甫‘语不惊人死不休’啊！”（李浩荣访问及整理《谈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——专访张隆溪教授》，2024年7月25日《明月湾区》刊出）。
上面这段话，首先揭出令张教授反感的阐释类型（毛泽东年代的产物），后半段则反映张教授本人的文学观。
晚近兴于香港和海外的“抒情传统”论述，也和“政治化阐释”保持距离。“抒情传统”论述被用来提醒世人：文学不只是一种政治工具。
“抒情传统”阵营反思社会写实、革命文学那种高强度的政治动员方式，强调文学的非模拟、非再现、内在感受和形式自足等维度。
张教授在美国留学读博士，留美期间的研究和发现也可能左右了他的学术取向。
2005年，张教授在美国出版的Allegoresis: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(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)，书中含有Poetry and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一节。
张教授在书中大力抨击一些Political Interpretation的个案，因为Political Interpretation常常就是“过度阐释”、是Allegoresis。
回看中土的学术史，张教授认为，南宋朱熹《诗集传》是批判《诗经》汉唐注疏中“过度阐释”的“集大成”者（张隆溪《什么是世界文学》，三联2021年版，页217。）
然而，张教授似乎过度注重朱熹《诗经》学少了些“政治解释”，却没有很留意朱熹借《诗经》大讲他的心中的那套理学、道学、治道。
张教授似乎认定宋代是《诗经》学上“过度阐释”的式微期。
宋代是否“过度阐释”的“式微期”？这问题日本学者种村和史所著《宋代〈诗经〉学的继承与演变》一书有比较宏观的辨析。读者可以参看。
具体到南宋的朱熹（朱子），读者可以参看郝永《朱熹〈诗经〉解释学研究》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，尤其第七章的第四节，正是题为“《风》诗的理学解释”。
朱子释《诗》，常常站在理学家的立场，认定诗中女子（先秦女子）没有做到贞信自守。朱子又借释《诗》大讲士阶层的伦理德操。
郝永总结说：“朱熹的《诗经》学并不是纯粹文学意义上的《诗经》学，而同样附着理学的外衣。”(郝永《朱熹〈诗经〉解释学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，页261)。
郝永这结论和张教授的判断，大相径庭。
张教授认定朱子释《诗》已经“去掉汉唐注疏的政治解释，即过度的阐释”。他这说法也许是缘于未掌握朱子《诗经》学的全貌。
无论如何，按郝永的研究而言，朱熹《诗经》学对张教授论说的帮助不大。
“汉唐注疏的政治解释”其实是“政治”和“伦理”交织难分的，例如，今文学派认为《关雎》刺康王晏起——诗人感于周康王夫妇晏起晚朝、后妃失德，于是托“窈窕淑女”“好逑”之词，谲谏周康王，提醒“后妃勤于内职”，而君王当自警自励。
古文《诗》学则主张《关雎》旨在颂“后妃之德”，认为《关雎》写文王配太姒，是以色喻礼、标举典范后妃。
古文《诗》学的论述，相当于为《关雎》换了个“主角”（另一个君主：周文王），而周文王和太姒的夫妻伦理关系等等终归是牵涉到周朝的政治。
如果不执着古、今文学派之间经学上的纷争，我们也看得到史书载录相似的看法，例如《后汉书·皇后纪序》：“康王晏朝，《关雎》作讽。”（《后汉书》卷十上）。今文《诗》学，似乎对后汉政治有一定的影响。
如果诗篇指涉的男子是个布衣平民，那么，他晏起是不会对政局有影响的。正因为康王主政，所以，他晏起理政（延误政务），就成了政治问题。
朱子如何对待“晏起”之说？
朱子接受“后妃”框架，明说《关雎》诗可以见“后妃性情之正”，与《毛诗序》“后妃之德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”同一路向。
朱子先从“性情之正、声气之和”下手，也就是从诗歌的情感与声律说起，再上升到后妃之德，而不是一开始就“点名”周文王、太姒。换句话说：主旨上仍是“歌美后妃德行以正夫妇”，但立论起点更偏向性情。
朱子将诗中的恋慕描写统摄于“夫妇之道”“后妃性情之正”的理学框架之内，实际上仍是把《关雎》视为歌美后妃德行、以正人伦的礼乐之诗。
朱子站在“后妃之德／夫妇之道”的礼乐高度，赋予它教化功能，而教化是为了周朝的治道。
由此案例，我们看到：朱子的“去掉（政治解释）”，只是有限度的放弃。
我们无暇将《国风》诗篇的朱子解说一一详析。据郝永的研究结果：关于《国风》160 篇的诗旨，朱子《诗集传》与《小序》说法相同者接近70%；二南、雅、颂部分，朱子几乎全袭汉唐经学家阐释的政治框架）。
台湾学者黄忠慎教授对朱子《诗经》学也有深入的研究。他指出：朱子一方面松动、修正《诗序》那种美刺化的诠释，另一方面仍将《诗经》视为经世之书，只是重心转向“修己以安人”的道德工夫（黄忠慎《朱子〈诗经〉学初探》，台湾五南2002年版）。我们可以理解为：朱子转为内向伦理化的读法。
张隆溪教授推许杜甫为最伟大的诗人，我们也谈谈杜诗的阐释问题。
据张晖的研究所得，宋仁宗末至徽钦二帝、南宋至元初等不同阶段，宋人在注杜、评杜中反复申说杜甫“诗以纪史”“以诗存史”。这种申说使“诗史”逐渐成为理解杜甫乃至盛唐诗歌的重要范畴。
北宋是“杜诗＝诗史”观念系统化的关键时期。
下面，我们举些实例说明有些杜诗从字面上看似乎与政局无关系，细按却不尽然（参看：洪涛《文内意外—— 怎样面对“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”？(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之六十五)》一文，载腾讯网“古代小说研究”2026-05-28）。
杜诗在题材上大量取材于政治兴亡、战争动乱、百姓疾苦，而不是只写山水闲情。例如，《登楼》：
花近高楼伤客心，万方多难此登临。
锦江春色来天地，玉垒浮云变古今。
北极朝廷终不改，西山寇盗莫相侵。
可怜后主还祠庙，日暮聊为梁甫吟。
这首诗写于公元764春，当时杜甫居于成都，诗中有“锦江春色”四字，据说杜甫的草堂就是临近锦江。
“北极朝廷终不改，西山寇盗莫相侵”，以“北极星不改”指大唐政权不会动摇；下句“西山寇盗”指吐蕃，“莫相侵”是劝阻彼人入侵。此处充份表现了杜甫牵挂朝廷要危。清人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引申涵光曰：“北极、西山二语，可抵一篇《王命论》。”按：《王命论》是东汉班彪的一篇政论。下面，我们看杜甫的《登岳阳楼》：
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
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
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
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
末联“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”，显得抒情主人公太过多愁善感：登个楼有什么值得哭哭啼啼的？
事实是：唐大历三年（768）暮冬，杜甫从公安南下，抵达岳阳，登上岳阳楼，写下此千古名篇。当时边境一带吐蕃入侵、战事频繁。
杜甫在岳阳楼上思念亲友、感怀身世飘零之余，又想到边境(关山北)烽火，因而凭栏远望，不禁涕泪交流，忧心国事。
此诗内容，与吐蕃真有关系？
《登岳阳楼》诗文的字面，确无“吐蕃”。然而，据今人蔡宗齐教授所说，大历三年(768)郭子仪将兵五万防御吐蕃，战事又起（《蔡宗齐讲唐诗》，香港三联2025年版，页20）。
“戎马”显然是指兵戈之事。
阐释杜诗，如果要刻意回避大唐的政治，恐怕有如行人选择不走通衢大道。
张隆溪教授没有说过阐释中国文学作品须避谈政治，只说过古代的“政治化阐释”造成的“危害”“伤害”。
我们读张教授《什么是世界文学》一书，得到的印象是：“政治化阐释”有极大的负面结果。
然而，“(谈)政治”和“政治化”可以截然分开吗？“西山寇盗莫相侵”、“戎马关山北”指涉大唐的政局，关注这方面的诠释者，是不是等于做了“政治化阐释”？是不是有些政治化阐释实无害处？
“谈及政治”和“政治化阐释”两者的界限，应该如何划分？可以区分吗？界线在哪里？
杜甫为后人留下了1400多首诗作，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到结束这8年时间里他写成的诗篇占大多数。他用诗歌记录下了安史之乱过程中的所见所思所感，记录这场内乱给唐人带来的苦难。
张教授称杜甫为“最伟大”，却又教人不要一味看重杜甫诗篇的内容。为什么？因为张教授更看重杜甫的诗艺，认为杜甫得到诗坛至尊的地位，“忧国忧民”等内涵不是最重要的因素。
杜诗之外，张隆溪教授也推崇陶潜诗（在不少场合中张教授都谈到陶诗言简而义丰，这特质正符合中国诗学的主张）。因此，我们也试举陶诗为例，探讨诗篇的“字面义”和“言外之意”。
陶潜《归园田居(其一)》末二句是“久在樊笼中，复得返自然”。“樊笼”，注释说是“蓄鸟之笼”。这是字面义。
再进一步，注释家说“樊笼”喻困局、困境；此“久在樊笼中，复得返自然”之句点明诗人脱离困境，像出笼之鸟，得到自由之乐。
这说法仍是“以字面意义为基础”的阐释，注释家没有结合写作年代的政局（东晋）来做解说。
史家依《宋书·陶潜传》等材料指出：陶潜曾仕于桓玄、刘裕两大集团，“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”和“久在樊笼中……”实是对权力斗争、政治高压的反省和退场叙事。
有研究者认为，陶潜归隐，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化解自身政治风险：在刘裕清洗桓玄旧部的大背景下，陶潜辞官归田既是性情选择，也是精细的政治自保；他的隐逸话语遂成为一套“深隐政治话语”，避免卷入新政权的是非。
袁行霈主编本《中国文学史》以陶潜本人的“质性”来解释“脱樊笼、返自然”。编纂者又说：“……围绕着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，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。”（《中国文学史》第二册，页82）。
这样解说，明显是认同：陶潜诗句反映他的政治姿态。
陶渊明家自曾祖父陶侃以来，世代受晋朝恩义，因此拒绝出仕宋，流露出对宋武帝刘裕夺晋的批判。这种观点古人也有提出过（川合康三《桃花源：中国的乐园思想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，页111)。
袁行霈《陶渊明研究》指出，陶渊明入桓玄幕，前后三年（《陶渊明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页74）。刘裕灭桓玄后，“本来就不是很情愿前来而性情又过于刚直的陶渊明，当然只有抽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。”（《陶渊明研究》页81）。
袁行霈总结说：“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〔=陶潜〕的出仕，显然是不够的；仅仅用生性恬淡解释他的归隐，也是不全面的。他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过，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。”(袁行霈《陶渊明研究》页91)。
可见，陶诗《归园田居》没有一言道及“统治者”，然而袁编本文学史和《陶渊明研究》以“政治原因”来解说陶诗。
这样，袁行霈教授是做了“政治化阐释”，或者说，袁教授谈到政治——他超越了“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”的牢笼，把作品放在东晋的政治框架之内来理解。
袁行霈的做法和他推导出来的“政治化阐释”，都可供读者参考。“政治阐释”或者“政治化阐释”的结果，未见有何不妥，也不是受特定的目的(skopos)所驱动所致，因此说不上必然对学术有“危害”。
笔者的意思是，政治化诠释有可能如张教授所述那样显得穿凿附会。但是，若因此而回避政治化阐释（阐释时只限于“字面义”），实有因噎废食之虞（参看：杜明业《文本形式的政治阐释——詹姆逊文学批评思想研究》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）。
陶潜作品有何价值？这需要结合文本本身和历史语境做具体判断——日本学者川合康三认为，以陶潜《桃花源记》为代表的中国“乐园”文学，反映了士大夫首先关心的是现实政治的问题，即使梦想着另一个世界，也无非是想着国家太平。
也就是说，陶潜描写的桃花源之所以美好，正因为它没有战乱、徭役、压迫、权力争夺——而这些恰恰是一大批士大夫最敏感的政治痛点。
在这类士大夫心中，理想世界的核心不是抽象的快乐，而是国家太平、社会安定、百姓能安居乐业。
因此，他们想像中的“乐园”，往往不是完全脱离政治，而是把政治恢复至一种不干扰日常生活的秩序。
上面这种解释，比单纯说《桃花源记》的底色是“逃避现实”更细致。桃花源的描写，既有逃逸性，也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；“乐园文学”表面上写超越现实的世界，深层却反映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秩序与天下太平的执念。
张隆溪教授说：“讽寓解释的政治化，往往对作家和诗人造成极大的伤害。”(《什么是世界文学》页219)。
接着，张教授又以苏东坡“乌台诗案”为例说明危害极大的“政治化讽寓解释”是怎样运作的。
“乌台诗案”的真相，笔者已经讨论过，这里不必再表（参看：洪涛《1079年，一首诗差点就令苏东坡送命？——谈政治化诠释、案件之本末和编年(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・十七)》一文，载腾讯网“古代小说研究”2024-06-09）。
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“讽寓解释的政治化”和“政治化讽寓解释”的说法，反映了张教授将“过度解释”“政治化”合在一起来讨论。
事实上，有不少个案反映“政治化解释”是合理的，并不属于“讽寓解释”，也不能判为“过度阐释”。
也就是说，张教授所说的只是历史上有些“二而一”“三合一”的情况。但事实是，三者非必然“合一”。没有必要以偏概全。
如果作品原本没有“政治寓意”，而阐释者强将“政治寓意”套到作品上，那自然是“政治化的过度解释”，但是，世上作品何其多，有些作品确有政治指涉、政治意涵（寓有作者的政治目的），读者也顺利解读了出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“政治化的解释”就有正当性。
张教授举乌台诗案为“箭靶”，然而苏东坡在乌台诗案前，没有写诗讽刺王安石新政吗？
答案是苏东坡有讽刺过。
我们不同意以言入罪（东坡有权对政事发表意见）、也反对强行罗织、更不同意朝廷的处罚，但是，东坡有些诗篇的确包含政治讽刺。大宋朝廷反应过激、处罚太重，不能代表东坡诗未涉政事。
以下，我们再举出其他实例，尝试说明什么情况下的“政治化解释”根本不是“过度阐释”，也不见得政治化解释有“危害”，相反，“政治化解释”让我们略窥文人在什么意识形态中求活计。
李白作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，七绝十首，成于肃宗至德二载（757年）冬，玄宗“幸蜀回銮”之后。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的“其一”是全组的发端：
胡尘轻拂建章台，
圣主西巡蜀道来。
剑壁门高五千尺，
石为楼阁九天开。
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是经历安史之乱的李白在南方写成的（见于安旗主编《李白全集编年笺注》中华书局2020年版页1350-1356）。
在分析诗篇之前，我们简单探明当时的背景：公元756年，安禄山叛唐，破潼关，玄宗弃长安前往成都（实为避难）。
756年七月，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（是为唐肃宗），尊玄宗为太上皇。757年十月，肃宗收复长安；757年十二月冬，玄宗返抵长安，形成“太上皇 + 新皇帝”并存的局面。
李白诗第一句“胡尘轻拂建章台”是说：胡兵作乱，战尘稍稍拂到建章台，于是（第二句）“圣主”轻装西巡，沿蜀道而来。下面说沿途见剑门关一带山壁高峻如门，仿佛石楼阁直插九天。
表面上，“建章台”是汉朝的宫殿，所以“圣主”似是汉代的皇帝。“轻拂”和“西巡”，轻描淡写，显得当事人（安史大军和唐玄宗）都行止从容、没有急迫之态。
此诗写汉朝的“建章台”，实际上却是：唐玄宗离开长安宫殿“幸蜀”去了（不得不逃往四川）。安史叛军威胁帝京，玄宗选择弃守。
诗前小序说明：“天宝十五载六月己亥，禄山陷京师……十二月丁未，上皇天帝至自蜀郡，大赦，以蜀郡为南京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167）。
也就是说，755年，安禄山起兵；756年，玄宗出逃，经剑门入蜀（而太子在灵武即位，是为肃宗）；757年，玄宗从蜀回到长安，蜀郡被正式命名为“南京”（760 年9 月改为普通州郡）。
李白诗中的“上皇”实指唐玄宗，因为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被尊为太上皇；“南京”指蜀郡成都，相对于长安（在北方）。
李白的十首诗，依行程和政治局势铺展：1–4首：回顾上皇自长安出奔、经剑阁入蜀、成都被定为陪都；5–7首：铺写成都（南京）山川城池与朝会盛况；8–10首：从蜀道历史、帝王遗迹写到上皇东还，少帝（暗指唐肃宗）在长安相迎。
上皇东还时，李白已经漂泊于南方多年，政局混乱，他曾卷入永王李璘事件。这组诗成于这个时间点，表面上是颂圣、贺銮之作，却也被不少后人读出幽微的讽意。
多数传统赏析把这组诗当作“贺玄宗还京、歌咏南京（成都）的组诗”来看，主旨大致是：以庆幸胜利的心情，回顾玄宗西巡、入蜀之事，淡化逃难色彩。
也有一派学者认为，李白十首诗用了反讽手法，对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中的逃跑主义进行政治批评，例如翁方纲批评第一句“胡尘轻拂建章台”，说：“安史之乱，岂得云‘轻拂边尘’？……若反言者则不必，若正言者则不可。”（《李白资料汇编・金元明清之部》，中华书局1994年版，页957）。
翁方纲认为，这种写法给读者留了推敲的空间（可反可正）。
以这种观点看，“圣主西巡蜀道来”不是单纯歌颂，而可能是反话：表面上写“圣主西巡”，却指涉“君王弃都远遁”。
再看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的第十首：
剑阁重关蜀北门，
上皇归马若云屯。
少帝长安开紫极，
双悬日月照乾坤。
下面分原文释义、历史背景、主旨与争议、名句意义四部分讲解。
“剑阁重关蜀北门”，剑阁是蜀地北面的重要关隘，重重险要，等同四川的北大门。
“上皇归马若云屯”，上皇 = 唐玄宗（太上皇）；归马，从蜀地返回长安的车马；“若云屯”指人马众多、如云聚集，形容回长安的队伍盛大。
“少帝长安开紫极”，少帝 = 唐肃宗李亨（玄宗之子，新皇帝）；紫极，代指朝廷。句意是肃宗在长安大开宫门，迎接太上皇归来。
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，日月 = 玄宗（日）、肃宗（月）；“乾坤”指天下、国家。句意是两个皇帝并立，如日月同辉，普照天下。
创作时间和诗篇细节的历史背景对阐释非常重要。这首诗写757年底（唐至德二载冬），以“日月双悬”颂二帝并立，是李白在遇赦后的颂圣收尾之作，笔力雄健，暗含复杂政治意味。
诗中的“建章”“紫极”皆汉朝之建筑物（扬雄《甘泉赋》、班固《西都赋》都以“紫宫”喻指皇家宫殿。《后汉书》直接称皇宫为“紫宫”)，然而，西汉、东汉两朝，没有皇帝实际进入过蜀地，所以，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字面写汉代的“建章台”等等，实写大唐之事。
李白当时处境十分尴尬。叛乱未平之时，他加入永王李璘阵营（和肃宗对峙）争天下。永王落败后，李白被流放夜郎。后来他遇赦东归，在江夏（今武汉）听闻玄宗返京，作了此组诗。
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的意图如何？有人认为李白是代人写颂词。微妙的是，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指玄宗、肃宗“二圣”并立，现实世界却是皇权分裂、名分暧昧、父子对峙。历来注家、学者多认为：这是明颂暗讥，用最堂皇的官样文章，写最狼狈的唐代政治现实。
总之，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字里行间似寓有讽刺之意，可能是用官样文章写现实困局的高级反讽。
李白另一组《永王东巡歌》，几乎公认是为永王写的颂歌。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写“西巡”正和“东巡”相对（参看：洪涛《李白也骑驴？李白是谁?——当文学与形象工程发生关系(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・四十五)》一文，载腾讯网“古代小说研究”2025-06-20）。
中唐永贞革新失败后，刘禹锡等“革新派”悉数遭贬外放。元和十年，刘禹锡回京，写了《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，戏赠看花诸君子》（又称为《玄都观桃花》）一诗：
紫陌红尘拂面来，
无人不道看花回。
玄都观里桃千树，
尽是刘郎去后栽。
不料此诗传入朝廷，执政者以为诗中语涉讥讽，“刘郎去后栽”有讽刺朝政之意，于是又把刘禹锡贬到边远地区。
十四年后（828年），刘禹锡回到长安任集贤殿学士，重游玄都观时，又写下了《再游玄都观》一诗：
百亩庭中半是苔，
桃花净尽菜花开。
种桃道士归何处？
前度刘郎今又来。
桃花盛开、桃花掉落，字面上只有花，和政治没有半点关系。
然而，学术界普遍认为：《玄都观桃花》（“尽是刘郎去后栽”）隐指永贞革新失败后，当朝遍布宪宗朝的新贵；《再游玄都观》（“种桃道士归何处”）隐指权贵失势或倒台；“桃花净尽”喻指“去后栽”那些政坛新贵如昙花一现，更迭迅速。
对刘禹锡两首看花诗进行“政治化阐释”，不见得有不妥，也不见得有“危害”。
关于刘禹锡的“刘郎”和中唐政治，读者可以参看洪涛《李商隐、可解限度和“隐含的作者” (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・十九)》一文，载腾讯网“古代小说研究”2024-07-11。
此外，中唐的元稹、白居易强调诗的政治功用。元稹尤其推崇杜甫诗中的讽谕和政治意识。关于元、白诗中的政治内容，请读者参看孙琴安《唐诗与政治》页161-183。
张隆溪教授说：“在维护经典的正当性和权威性这一点上，讽寓解释有其功用，值得肯定，但超出文本字面意义，把另一层完全不同的意义强加在文本上面，就往往会变成不合理的过度阐释。”（张隆溪《什么是世界文学》，三联书店2021年版，页219）。
张教授以《郑风・狡童》的汉唐阐释为例来说明情况。
张教授指出，《郑风・狡童》诗中那狡童冷落女子，弄得她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。
但诗序另有说法：“《狡童》，刺忽也。不能与贤人图事，权臣擅命也。”郑玄笺云：“权臣擅命，祭仲专也。”这是用《左传》桓公十一年的记载，来做解释此诗的背景。
孔颖达疏更说明郑忽让祭仲专权，不听从贤人的劝告，此诗就是那位忠心耿耿却得不到君主信任的贤人，在那里表达他忧国忧民的惆怅：“不与我言者，贤者欲与忽图国之政事，而忽不能受之，故云然。”
在这里，注经者采用的手法，是“替换”和“取代”，即用历史的情境和人物给经文的理解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。
而一旦语境改变，理解也就不同，于是此诗根本不是一位女子在抱怨情人，而是一位不能得到君主赏识的贤者在发牢骚。（《什么是世界文学》页217）。
我们引了张教授的话，“讽寓解释”的产生机制就清楚了：“完全不同的语境”产生了“另一层完全不同的意义”。
我们说李白的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字面上写建章台汉帝，实际上是写唐玄宗（逃难的首尾）。这政治化阐释却不能称为“过度解释”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们只是还原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的历史语境，便即得出“政治性诠释”。关键是，我们没有强加一个“完全不同的语境”，我们只是还原李白作诗和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的语境。
本文对李白诗的解说，确是“政治化解释”。至于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有没有“讽刺(落难唐皇)”之意，十首诗是不是也有讽谕诗的意味？是不是属于张教授心目的“讽寓诠释”？读者可以自行判断。
美国左翼批评家弗雷德里克・詹姆逊（Fredric Jameson）的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: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(1981)开篇第一章的第一句就说到：
This book will argue the priority of the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.（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. Routledge, 1981:2.）他这书主张文学文本的政治阐释应居于优先位置。
詹姆逊这立场，与张隆溪教授“(政治化过度阐释造成)极大的危害”之论，大异其趣。
詹姆逊的文学批评思想中有“一切阅读都是政治阅读”的核心观点。他主张评论者通过文本形式分析，还原文学背后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矛盾。
詹姆逊不是像形式主义 (formalism) 那样关注文学作品内部各形式特征如声音、词语、修辞等等，相反，他着意于将文学内部形式问题与外部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。
詹姆逊撰《政治无意识》(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, 1981)一书。书中他提出“永远要历史化”，并把文学阅读理解为一种必须穿透文本形式、还原其社会历史矛盾的政治性诠释。
更具体的说法是，这本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的核心治学方法就是：不要只看作品内容，而要从叙事结构、形式选择、象征配置和文本断裂中，读出作品背后被压抑的历史与阶级矛盾。
“象征配置”不是指单一象征，而是指文本里一整套象征如何彼此排列、对照、重复、变形，最后形成一个有方向的意义结构。
换句话说，詹姆逊不是只看某事某物“象征什么”，而是看哪些象征彼此站在同一边、哪些彼此冲突、哪些被压低或置换，从而暴露出文本深层的社会矛盾。
我们不妨说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的“建章台”“紫极”“上林苑”(第六首有“北地休夸上林苑”之句)，和“蜀道”“蜀北门”形成对照——“建章台”“紫极”“上林苑”在新皇帝一边，而“蜀道”“蜀北门”则为旧帝的蒙尘之地。
李白这种写法，在詹姆逊（Fredric Jameson）的体系中，大概属于symbolic act。 此外，唐、宋间诗篇中的 “犬羊”配“腥臊” ，也是自成一套的象征配置，充满政治意味，可统称为“仇外话语”（参看：洪涛《古人的仇外、近人的“patriotic”——谈文学史家的“书法”和表彰之词（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・二十七）》一文，载腾讯网“古代小说研究”2024-10-15）。
张隆溪教授对“政治化阐释”有戒心，认为汉唐《诗经》学有些释诗结果实际上是“政治化阐释”，对原诗做了过度的引申，例如《诗经・将仲子》的解说就是典型的政治化解释。
在西方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左翼学术思潮倡导政治化阅读，与张教授（非难政治化讽寓解释）的立场正好相反。
Jonathan Dollimore 和 Alan Sinfield 主编Political Shakespeare: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(Manchester, UK :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, 1985)，此书（《政治莎士比亚》）可以说刻意把把莎士比亚的作品重新放回政治斗争、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场域中来读，政治性非常强，几乎是文化唯物论式“政治莎士比亚”的宣言书。
编者 Dollimore 和 Sinfield 在前言里表明：文化唯物论不假装政治中立，而是自觉站在左翼、反保守、关注阶级、性别、种族压迫的立场上阅读莎士比亚作品。
在方法论方面，文化唯物论者不做纯学术的形式分析，他们结合了历史语境、理论立场、政治介入和文本分析做批评实践。
也就是说，阅读莎士比亚作品不是为了寻找“普遍人性”和艺术技巧，而是要看文本如何与阶级、性别、种族、权力机制相互勾连，作品如何参与权力、规训与共识的生产。
这一类学者不关心莎士比亚戏剧是否永恒的，他们关心莎士比亚的作品怎样被用来巩固主流意识形态。
文化唯物论者不单纯反对主流意识形态，他们把主流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需要被拆解的文化形式，尤其是怎样协助权力运作。
说起巩固主流意识形态，《三百篇》也被朝廷提升为“经”（《诗经》），其阐释话语（经学）兼有“诗教”功能，可以辅助政教的施展。
不过，这一套学术也有它“松动”的日子。
国人刘毓庆撰有一本《从经学到文学：明代〈诗经〉学史论》，此书追溯经学势力的消减过程。
刘毓庆指出，《诗经》学在明代中后期开始明显脱出单一经学框架，逐渐显出文学化、评点化、审美化的倾向。
刘毓庆认为，这种转向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。
首先是研究目的改变：解《诗》者不再一味把《诗经》当作政教工具，转而重视《诗经》的文学价值、章法、修辞与风格。
形式方面，刘毓庆注意到明代评点方式兴起。晚明出现大量评点式读法，从字法、句法、章法、风格来谈《诗》，不再只做义理、训诂或道德教化式的诠释。
在思想史领域，明代中后期心学、性灵、情感表达等思潮，使《诗经》更容易被读成可抒情、可审美、可评赏的文学文本。
刘毓庆的总判断是，明代《诗经》学还没有完全脱离经学，但是，由明代中后期开始经学主导地位松动，文学化理解的地位上升，并在明代《诗经》学中形成新方向，《诗经》学政治化阐释的地位相应下降。
上世纪末，文化唯物论的兴盛也是出自对主流研究的反拨。
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，英国文学研究常把经典当作超政治、超历史的审美对象；文化唯物论则反对这种“去政治化”的读法，主张文学和戏剧必须放回历史权力结构中理解。
大致同一年代，new historicism（新历史主义）在美国先成形。新历史主义通常以Stephen Greenblatt 在1982年提出其方法论意义为起点，后来在美国文学批评界迅速扩展。New historicism 与英国的 cultural materialism 形成可对话的两条路线。
张教授抨击历史上的政治化阐释，认为其危害尤其大。我们通过杜甫“诗史”、陶潜《归园田居》、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、刘禹锡玄都观诗等个案看到：
诸多经典作品的深层内涵本来就与政治语境脱不了干系，例如：袁行霈教授对陶诗的政治化解读揭示了陶潜的政治处境堪忧（东晋末）。
陶、李、杜、刘几个阐释个案，证明政治化阐释并非必然产生“危害”。因此，阐释是否“政治化”，不一定是病症所在。
使用选择性证据，其实是对“大画面”有所遮蔽，未得全景，也难以说明“政治性阐释”尽皆有“危害”。
如果我们试用詹姆逊式阅读，我们不妨说，陶潜诗句表面在写归隐，深层却可能保存著一种历史、政治处境的“被压抑的叙述”。此外，李白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明面上写汉朝，看来也是谨慎落笔，有所压抑。同样，刘禹锡玄都观诗，表面上只谈花事。
Michael Levine, Writing Through Repression Literature, Censorship, Psychoanalysis (1994)
张隆溪教授抨击“政治化的过度阐释”，却非绝口不谈政治。他的文学史书也描述政治大环境对作家写作的影响。张教授反对的，应该是对没有政治含义的作品做“政治化阐释”。
问题是，如何确定某作品没有政治含义？
哪些作品有政治含义，哪些作品没有政治含义，有时候必须经过阐释才能得窥其端倪、接近真相，并不是阐释者只据作品字面义就自认“我已经掌握了字面本义”而不合字面义者属于“过度阐释”。《文心雕龙・隐秀》阐明“隐”“秀”二者相辅相成，不可偏废。
如果只是泛泛而论，却不做具体的分析（例如，泛论朱子“去除了前人的过度阐释”），实难认清阐释对象的真面目，也难以释出“隐”。
李白的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之句，“日月”字面上自是不涉及政治，可是，阐释者道出：安史之乱使大唐玄宗、肃宗二帝并存（此句不是单纯写太阳、月亮照大地）。这解释也算“政治化的过度阐释”吗？不合理吗？这解释造成了什么危害？
此外，“政治化”和“阐释者谈及政治”之间的界线在哪里？“适度”与“过度”，如何划分？如果不先定“适度”，只谈“过度”，就难免产生“定义不清”问题。
上面这些问题，都有待张教授进一步厘清。
张教授对“政治化阐释”有戒心，他比较重视作品的文学性，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个人
选择，但在具政治意涵的文本面前诠释者仍须保留历史分析的空间。文学有其内在价值（这属于literary autonomy），不必成为历史、政治、伦理的附庸，所以阐释者和文评家尽可以回避政治，偏重作品的文学性。
然而，作家若写出有政治含义的作品，应该是渴望读者评家能领略其中政治含义的，例如，苏东坡就承认自己对朝廷政事“寓物托讽”(《苏轼文集》第3册)﹔他的弟弟苏辙说苏东坡“讬事以讽”(《苏辙集》)。
笔者认为，作品有无政治意蕴，须做具体分析而后定，如果诠释者事先已经决定要回避政治、不谈政治，那就是事先已经“有所取舍”。
把文学看成脱离历史、政治和权力的纯审美对象，在Fredric Jameson、 Jonathan Dollimore 和 Alan Sinfield 眼中，都是不可取的。
Scott Wilson,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(Wiley-Blackwell, 1995)
张隆溪教授建议，读杜诗要注重其诗艺。可以推知，张教授的“文学观”也是以“作品本位”“文学性”“审美”为主。这是他个人的选择，并无不妥。
可是，如果放在“世界文学”的讨论框架之中，杜诗的艺术美形式美，皆须借助翻译之力来呈现、传达。
问题是，杜甫在诗歌形式方面的表现是难以用英文充分呈现（参看：洪涛《被质疑的宇文所安、被去律的老杜 (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・四十三)》一文，载腾讯网“古代小说研究”2025-05-23）。
能否用英文呈现中国文学作品的艺术水平，势必影响作品“选入世界文学”机会率，此外，如果中国文学作品的形式美不能用外语完全呈现，那么，欠额翻译(under-translation)会削弱入选作品的艺术魅力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入选作品在政治、历史等方面的价值就不应被轻视（传统的中国文评其实多注重作家的品格、格调）。
结合审美与政治的批评实践既不轻视作品的语言形式，也不把形式当作终点；语言形式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是历史与政治在文本中的具体化方式 (参考Fredric Jameson的话语)。
另外，本文开端部分提及的“抒情传统”论述是“去政治化”阵营的友军—— “抒情传统”论述常被拿来抵抗僵硬的政治化阅读，反对把文学减缩至只剩下单一政治功能。不过，本文暂难顾及“‘抒情传统’论述与‘政治化阐释’”。它应该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。
安史之乱平定之后，杜甫垂老羁身夔府之日（唐大历元年，公元 766 年），撰《秋兴》八首，表达暮年无助之哀怨（“孤舟”意象，又见于《登岳阳楼》诗），八首中的第一首如下：
玉露凋伤枫树林，巫山巫峡气萧森。
江间波浪兼天涌，塞上风云接地阴。
丛菊两开他日泪，孤舟一系故园心。
寒衣处处催刀尺，白帝城高急暮砧。
有评者认为“塞上风云”暗指当时吐蕃入侵、蜀地临边的战乱形势。
可是，“江间波浪兼天涌”写长江巫峡江水；下联“塞上风云接地阴”对举写峡中高山险塞，因此，诗内语境“塞上”和“江间”成对，故“塞上”似应特指夔州巫山。“江间波浪兼天涌，塞上风云接地阴”，意思是：江峡波涛与天相连，巫山风云笼罩大地，写尽夔州秋景的阴森与动荡。
叶嘉莹认为：此二句紧承首联，极写巫山巫峡秋气萧森之状，以眼前景物为主。“塞上” 当以仇引陈泽州所云“指夔州”之说为是。
论文以“塞上”为指秦州之说，不可从。或以为“塞上”指巫山，巫山固亦是夔州所见之山也。诸说虽有繁简之异，然大体相近。江间波浪，塞上风云，写景而兼寄慨，论文及诗阐发为“南下”“北归”之说，黄说又以 “乾坤扰乱，上下失位”为言，皆不免穿凿拘狭。
杜诗之妙，正在言外，可以触发读者无限感慨，一加确指拘说，则反失其感兴自然之致矣。诸说中惟张解所云“颠倒处见变乱”，与言志所谓写秋“如许壮阔”，及范解所谓“山峡萧森…… 引起留滞而不得归故园意”，有可供参想之处。
至于通解所谓“倒映天光”云云，则强作解人，全失此诗本意，不可不察。（叶嘉莹《杜甫秋兴八首集说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，页51）。
此诗有没有虑及吐蕃入侵？这是诠释上值得推敲之处。
叶嘉莹批评“‘塞上’指秦州”这种解读“穿凿拘狭”，是因为“塞上风云”的妙处在于虚实相生：既写夔州峡口的阴沉秋景，又似暗喻安史之乱后天下动荡的时局；一旦把它坐实为“秦州吐蕃入侵”，反而把这种阔大的感慨，窄化成了单一的历史事件，失去了杜诗“言外无穷”的气象。
简言之，叶嘉莹的意思应该是：释读杜甫此诗，不必对“‘塞外风云’何解”太拘执。
若说“塞外风云”隐指吐蕃入侵，非绝无可能；但“吐蕃入侵”也可能是“过度诠释”，因为“塞外风云”不像“戎马关山北”那样明确写“戎马”。因此，若说“塞外风云”必指吐蕃在边塞侵扰，难以得到确证。
萧涤非主编、张忠纲全书终审统稿《杜甫全集校注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。
《秋兴》八首的第一首虽与吐蕃入侵未必有关，但它用景物铺陈出一种萧森、阴沉、动荡的气氛。这种气氛和安史乱后仍不甚安定的政局相互呼应。
本文引杜甫《登岳阳楼》（作于768年），谈及诗句显示杜甫关注吐蕃动向。
今人封野指出：“杜甫基于唐王朝与吐蕃关系演变的历史真实，认为唐王朝在引发吐蕃入侵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因此在永泰、大历之际，面对吐蕃大举入侵，他一方面对国家形势深感殷忧，另一方面仍然希望朝廷能够以和解的善意对待吐蕃，重建和睦安定的双边关系。”(封野《杜甫夔州诗疏论》，南京：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页111)。
杜甫自干元二年(759年)以后寓居蜀川。当时，严武镇蜀，外抵边患、内定乱局，四川远离中原战火，社会安定、民生安稳。严武卒于公元765年（永泰元年）四月，此后蜀将内讧（郭英乂、崔旰等争权。事见《新唐书》卷133），政局混乱。五月，杜甫离蜀东下夔州。
上面引述封野的话提及杜甫盼朝廷“以和解的善意”对待吐蕃，这种期盼有别于一般边塞诗所表达的杀敌心志。这点似乎反映了杜甫注意到战争背后的政治层面（参看：洪涛：试以远读法 (distant reading) 对抗遮蔽式经典史 (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・十六 )一文，载腾讯网“古代小说研究”2024-03-21。此文谈及有些唐代边塞诗超越了杀敌、生离死别的主题)。
作家回避政治题材或议题，和阐释者回避政治话题，两者是性质相同的事？
作家不写政治，可能是出于美学追求、个人经验、历史处境，或者因为作家本人拒斥直白议论（将政治议论写入文章之中）。
阐释者主动避谈政治，则是在阅读时刻意把作品的政治维度排除。这会直接影响作品被理解的方式。
前者主要是“写什么”的问题，其次才是“怎么写”; 后者则是“怎么读”的问题。
作品的文学性和政治性融合得恰到好处，不乏其例，李白的《上皇西巡南京歌》就写得甚巧妙。
作家在创作中未必有自由，也受时代条件、审查压力和文体传统制约；阐释者在既有文本上再生产意义，理应对文本中的历史与权力关系更敏感，亦即：自我约束、事先排除，均非文评之常道。
不过，文评家如果宁愿多谈文学性，少谈“政治性”以防“过度阐释”，他确有这选项，因为评论不只“政治”一个角度，而且也不是人人拥有足够的背景知识做政治化解读。
洪涛《呈现“文学真面目”?——唐人的楼阁亭台、曹雪芹的馆轩园林 (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・六十）》一文，载腾讯网“古代小说研究”2026-02-28。 此文中有“干隆帝”三字。按：“干”字显然是“乾”之误。那三字实指清高宗。肇因：繁体字转成简体字过程中，常有这类转换失误。
在此为误植事向读者致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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